当前位置:首页>> 理论动态

时间:2019-04-08 信息来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研究》2019年3月7日 作者:韩庆祥


新时代牢牢掌握意识形态工作领导权

——做好意识形态“内功”

 

韩庆祥

 

  

  一、用中国道路解释中国奇迹

  2018年12月18日,中央召开了庆祝改革开放40周年大会。在总结40周年改革开放经验的时候,第一个需要出场的概念,就是中国奇迹。中国奇迹到底是如何发生的?如何讲好中国奇迹的故事?近期,人们在总结中国奇迹之经验的时候,提出了许多有见地的观点。但也有一些缺憾,那就是有些总结还没有聚焦到中国道路上来,没有从中国道路中寻求密码,没有用中国道路来解释中国奇迹。

  中国道路是当今国内外意识形态斗争的一个焦点。西方一些国家不用中国道路而用中国模式来解释中国成就,说中国模式就是“国家资本主义”、就是“权贵资本主义”。它们用资本主义的概念、范式来解释中国奇迹,这就把中国发生奇迹的原因归结或引到“资本主义”上去了。所以,一定要用中国道路来解释中国奇迹。

  当用中国道路来解释中国奇迹的时候,要进一步讲好中国道路的故事,对中国道路做出科学阐释。党的十八大报告对中国道路进行了科学阐述,从各个方面进行了概括,这是理解中国道路的权威逻辑起点、总体框架和立论基础。当然,也要从哲学上把握住中国道路的本质,把中国道路的哲学精髓提炼、概括出来。按照哲学思维来提炼、概括中国道路的精髓,可以概括为“三种力量形成的合力”。

  第一,党的领导力量。这是首先要讲的一个概念,属于上位、一级概念。中国共产党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中国共产党领导是中国社会主义制度最大的优势。党政军民学、东西南北中,党是领导一切的。办好中国的事情,关键在党。所以,讲中国道路,就必须首先讲党的领导力量。

  第二,市场的配置力量。如果说党的领导力量侧重于政治,那么市场配置的力量就侧重于经济。1978年改革开放以后,我国首先面临的是要激活经济社会发展的动力,做大“蛋糕”,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由此,我们党强调要聚精会神搞建设、一心一意谋发展,让一切创造财富源泉涌流,让一切创新能力迸发。于是,我们党在改革开放初期开始搞商品经济。1992年,我们党把经济体制改革的大方向确定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之后,我们党一步一步地深化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认识。在2013年召开的十八届三中全会上,我们党提出了一个重大论断,那就是“让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这是我们党对市场经济认识成果的结晶和升华,值得进一步挖掘和分析。这句话讲的是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也就是说在“资源配置以外”市场未必起决定性作用。

  需要进一步说明的是,从经济学角度看,过去一讲市场经济,有些人就认为其本质就是追求经济利益、经济利润的最大化。如果仅仅给出这样的理解,那么一些人就往往把市场经济看作是负面的东西。笔者认为,对市场经济仅仅给出经济学的理解是不够的,或者说对市场经济不能仅仅作出经济学的理解,还要给出政治学、伦理学等的理解,尤其是可以从哲学上对市场经济的本质给出全面深刻的解读。

  从哲学上来解读市场经济,市场经济的本质可以概括为四个“li”的一个有机整体。第一个“li”,就是利益的“利”。追求经济利益最大化,是从事市场经济活动的人的原初动因。但问题在于是通过什么样的合法手段和途径来获取经济利益的最大化。哲学使第二个“li”出场了,这个“li”,就是能力的“力”。从事经济活动的人在经济活动当中,要靠自己的努力奋斗、能力发挥、业绩贡献来获取自己正当的经济利益以及经济利益的最大化。获取经济利益的合法的正当的途径,是努力、是能力、是业绩,这是对市场经济的一种积极理解。进一步追问就是怎样才能保证从事经济活动的人在经济活动中最大限度地发挥自己的能力、作出最大的贡献?哲学给出的答案,就是第三个“li”,即理性的“理”。哲学要给出理性的智慧,设计出一种正确的制度安排,且这种制度安排要体现公平正义,从而保证从事经济活动的人在这种公平正义的制度安排中,最大限度地发挥自己的能力、作出最大的贡献。从事经济活动的人在体现公平正义的制度安排中最大限度地发挥其能力并作出贡献,以获取其正当利益,这叫作自“立”,第四个“li”就是自立的“立”。能力、理性、自立是具有积极意义的因素,它们对消解官本位、不平等和依附关系的消极影响,具有历史积极作用。这就是哲学对市场经济的理解。不能把市场经济仅仅理解为追求利益的最大化,不能只讲第一个“利”,而后面的三个“li”就不讲了。所以,从哲学角度来理解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就有助于我们看到市场经济的积极作用,也能激发出一些积极有益的因素。

  第三,人民主体的力量。党的领导体现为政治,市场经济体现为经济,人民主体的力量体现在社会。马克思主义在本质上就是为人民立言的理论。唯物史观把人民群众看作是推动社会历史发展的根本力量。中国共产党人始终把人民看作是历史的主体、社会的主体、实践的主体,充分发挥人民主体的力量,是中国走向辉煌的一个根本原因。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事业是人民群众的事业,离开广大人民群众,一切终将一事无成。

  这三种力量的合力,构成中国道路的哲学精髓。

  第一,这条道路既体现社会主义的本质,即以人民为主体或以人民为中心,也体现了中国特色,即在政治领域就是中国共产党领导,在经济领域就是市场配置。当然,党的领导是最根本的。

  第二,这条道路能加快中国发展。40年来中国发展速度为什么这么快?其秘笈就要到这三种力量的合力当中去寻找:党的领导力量体现在可以动员和组织国家一切资源力量解难题、办大事、加速度。这40年我国发展的速度比较快,与中国共产党的动员能力、组织能力、协调能力直接相关。市场的配置力量也能促进中国发展,因为它能激发从事经济活动的人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即内在本质力量。人民主体的力量也对推动中国发展发挥着十分重要的作用。从1978年到今天,40年来中国人民都在付出辛勤的劳动,为社会创造财富。上述三种力量的合力加快了中国发展,中国奇迹要从这三种力量的合力当中来寻找。这三种力量不仅加快了中国发展,而且保持了我们国家和民族的独立性。40年来,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地位更加牢固。党的十九大报告所讲的“十四个坚持”,其中第一个坚持,讲的就是“党政军民学、东西南北中,党是领导一切的”。40年来,人民的主体地位更加牢固。党的十八大以来,我们党更加强调要贯彻落实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更加强调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就是我们的奋斗目标,更加强调要把人民放在我们心目中最高的位置,更加强调民心是最大的政治。

  第三,这条道路既吸收了世界文明有益成果——市场机制,又具有内生性、独立性、自主性、主体性和引领性。这条道路是从中国的历史、文化、传统、国情和现实中走出来,具有内生性、独立性;这条道路解释历史的选择、人民的选择,具有自主性、主体性;这条道路为发展中国家走向现代化拓展了新的途径,为那些既希望加快发展而又愿望保持自身独立性的国家和民族提供了可资借鉴的经验,为解决人类问题贡献了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因而又具有引领性。

对中国道路上述两个方面的解释是最根本的。第一种解释既体现了社会主义本质,也体现了中国特色;第二种解释强调既促进了中国发展,也保证了我们国家和民族的独立性。概言之,中国奇迹需要到社会主义的道路中去寻求。意识形态要做好“内功”,就必须解释好中国道路。

二、用中国理论阐释中国道路

  怎么阐释中国道路?必须用中国理论来阐释中国道路。

  中国理论更是意识形态斗争的焦点。这与西方意识形态渗透有关,西方意识形态的背后都是西方理论。朝鲜战争结束以后,美国开始总结反思,悟出一个道理:战场上消灭不了你的身,就用文化消灭你的心。于是他们开始搞文化战略。1953年,以美国杜勒斯为代表的一批智囊开始制定文化战略,谋划如何用文化攻心。其文化攻心术大致分为四个步骤,这四个步骤环环相扣、步步深入,具有严密逻辑:第一步,让中国人崇拜西方标准。他们制定许多标准,标榜这是世界上最先进、最文明的,要让中国崇拜这些标准。1978年以后,我们确实有些人在某些方面崇拜西方标准,向西方基准看齐。第二步,用西方标准裁判中国,让中国自己得出结论,西方的月亮比中国的圆。一段时间以来,确实有些人在一些领域用西方标准来看中国、来剪裁中国,说这也不行,那也不好,这也很差,那也很差。有些人完全成了西方的学徒,失去了独立性、自主性、主体性,也缺乏自信,感到自卑,时常抹黑中国、唱红西方。一些人读西方的书比较多(这并不为过,有利于拓宽我们的视野,提升我们的学术水平),但对中国文化的经典读得不多,对党的理论读得不多,对中国发展的现实逻辑和中国问题读得也不多。这种现象可以概括为:耕了西方地,荒了中国田,不少人的头脑成了西方概念、理论的跑马场。第三步,既然认为西方的月亮比中国的圆,那就会产生历史虚无主义,于是就用历史虚无主义,对中国的历史、文化、传统统统给予否定,否定领袖、否定英雄、否定历史、否定传统、否定文化、否定党的领导。在党的十八大以前,历史虚无主义在中国较为盛行。这实质上是在动摇我们的根基,冲破我们的精神长城、心理长城、思想长城。第四步,就是不战而胜。这个时间表,尼克松定好了是1999年。这是党的十八大以后我们党重视意识形态建设工作的第一个背景。

  党的十八大以来,我们党重视意识形态工作的另一个背景就是苏联解体。习近平指出,苏联解体的原因很多,其中一个原因,是从思想解体开始的。当时苏联产品供给相当短缺,民生是个严重短板。然而当时苏联的执政者离开民生大讲特讲民主、公开、自由。其结果就是当时苏联一些人去红场附近的一条大街即阿尔巴特大街进行演讲、发表演说,主题就是用民主大棒来打击民生短板。他们中一些人进一步去找原因,认为是苏联共产党领导有问题,苏联的社会主义制度有问题。这样,就把不满情绪、批判情绪聚焦到对苏联共产党的不满,对苏联社会主义制度的不满上来,他们思想的长城因此就被攻破了。这从一定意义上就加速了苏联的解体。正因为如此,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特别强调要加强党的意识形态建设工作。尤其是2016年5月17日召开的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习近平发表重要讲话,有三个核心观点:第一个是从政治期待、时代期待来讲的,强调这是一个需要理论而且一定能够产生理论的时代,是一个需要思想而且一定能产生思想的时代,不要辜负这个时代。第二个是从现实角度来讲的。习近平对30多年的中国哲学社会科学领域所取得的成就给予高度肯定的同时,又讲到了学术界、理论界所存在的问题,即某些理论在解答中国实践、中国经验、中国问题时显得“肌无力”,马克思主义在某些领域要么失语、要么失声,要么失踪。也就是说,我们的哲学社会科学研究远远落后于时代发展所要求的水平,或者达不到时代发展所要求的水平,与时代发展的要求存在很大差距。第三个是习近平用“加快”两个字,强调要加快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要构建“理论中的中国”“学术中的中国”“哲学社会科学的中国”。习近平还指出,我们不仅让世界知道有一个“舌尖上的中国”,更应该让世界知道“理论中的中国”“学术中的中国”“哲学社会科学中的中国”。由此可见,习近平对构建中国理论和中国思想具有较高期待,期望中国理论要达到时代发展所要求的水平,跟上世界发展的步伐。

  从政治角度讲,我们所要构建的中国理论,就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这一中国理论需要学术理论界来阐释好,来进一步构建和传播。应该说在这些方面,理论界确实做得不够。构建中国理论,实际上也给全国马克思主义理论工作者提出非常高的要求。马克思主义理论工作者不仅要讲好思政课,做好立德树人、教书育人的工作,而且还要为构建中国理论作出应有的贡献。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强起来,不仅包括器物层面和制度层面,也包括思想理论层面。西方对我们的影响,有器物层面,也有制度层面,但西方对我们影响更深入更持久的,是西方的理论和思想,如西方所谓的普世价值、宪政民主、新自由主义、西方中心论、文明冲突论、历史虚无主义等等。所以,要成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理论就要强起来,要为解决人类问题贡献中国智慧、中国方案和中国理论。

  怎样来构建中国理论?可以从不同学科、不同角度来构建。但最为根本或核心的,就是聚焦中国道路来构建中国理论,用中国理论来阐释中国道路,不能离开中国道路来构建中国理论。立足中国道路建构中国理论,用中国理论阐释中国道路,有三个基本遵循:

  第一,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这是政治上的根本遵循。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是对中国道路的政治表达和理论表达,因此,就要把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作为构建中国理论的政治基础、理论基础与总体框架。

  第二,准确理解、把握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发展所处的历史方位。在什么样的历史方位谈论什么样的理论构建。从1978年算起到本世纪中叶这一大的历史长河中,我国的发展可以划分为两大历史方位:一是从1978年算起到党的十八大召开之前这段历史区间,我国总体上处于一个“欠发展”的历史方位。在这一历史方位,主要的历史任务、所解决的根本问题,就是做大“蛋糕”,积累财富,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解决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二是从2012年党的十八大到本世纪中叶这一时段,这是我们发展起来以后使大国成为强国即实现强起来的历史方位。我们要基于强国时代,遵循强国逻辑来构建强国理论。

  第三,遵循哲学方法论,具有哲学思维。这要从对中国道路之本性的研究中提升出来。中国道路的本性,习近平强调“四个走出来”:中国道路是从1978年以后我国改革开放的伟大实践中走出来的;中国道路是从新中国成立60多年的持续探索中走出来的;中国道路是从近代以来170多年中华民族发展历程的深刻总结中走出来的;中国道路是从中华民族5000多年悠久文明的传承中走出来的。“伟大实践、持续探索、深刻总结、文明传承”这16个字,是中国道路走出来的历史渊源和现实基础。所以,习近平强调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具有深刻的历史渊源和现实基础。

  基于“四个走出来”,可以提出“生成性思维方式”概念。通俗地讲,任何事物都有三种规定性。一是自在规定。自在规定是生成性思维的本体论基础。以人为例,这个人是“人”,他具有作为人的质的规定性,他不是物,他是人,这是这个人的自在规定。二是关系规定。人处在各种各样的社会关系总和之中,在不同的社会关系中便具有不同的身份、角色,这叫作关系规定。马克思指出:“人的本质,在其现实性上,它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三是过程规定。人有一个成长、生长过程。实际上,社会主义的理想目标只规定现实道路应达到的方向,不能偏离这个大方向,但不确定达到这一方向所能采取的具体的现实道路,其具体的现实道路是由历史、文化、传统,尤其是由基本国情和现实条件决定的。马克思在1846年《德意志意识形态》讲到共产主义的时候明确指出:“共产主义对我们来说不是应当确立的状况,不是现实应当与之相适应的理想。我们所称为共产主义的是那种消灭现存状况的现实的运动。这个运动的条件是由现有的前提产生的。”这实质上就是一种生成性思维。中国道路是根据中国的历史、文化、传统、国情和现实条件确定的,这也是一种生成性思维。生成性思维对我们理解市场经济、资本、民营经济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大有裨益。

三、用中国话语表达中国理论

  中国理论构建出来,还需要很好地表达出来,这就需要中国话语。讲好理论,讲好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就需要构建好中国话语。能否表达好,能否表达全面,能否表达准确,能否表达深刻,能否表达清楚,能否让人们理解、认同和接受并受之影响,这实际上就是中国话语的问题。

  中国话语也是意识形态斗争的焦点。在党的十八大之前,一些学者常常用的是西方的概念、西方的术语、西方的论断、西方的理论、西方的思想、西方的范式,这其中用得较多的是西方话语,反映了中国缺乏体现时代精神、反映时代水平的自己的话语体系,对中国话语、话语体系、话语权这些概念还比较陌生。只是在近10年,我们才注重这些概念。尤其是在习近平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发表重要讲话以后,理论界、学术界才更加自觉使用这些概念。

  中国话语是用来表达中国理论的。习近平指出,话语的背后是“道”。这个“道”,主要就是中国理论,就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尤其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用中国话语有效表达中国理论,构建中国话语有六个方面的基本遵循。

  第一,正确处理好普遍性和特殊性之间的关系。1846年马克思、恩格斯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提出一个观点:“统治阶级的思想在每一时代都是占统治地位的思想。这就是说,一个阶级是社会上占统治地位的物质力量,同时也是社会上占统治地位的精神力量。”“占统治地位的思想不过是占统治地位的物质关系在观念上的表现。”“每一个企图取代旧统治阶级的新阶级,为了达到自己的目的不得不把自己的利益说成是社会全体成员的共同利益,就是说,这在观念上的表达就是:赋予自己的思想以普遍的形式,把它们描绘成唯一合乎理性的、有普遍意义的思想。”西方的许多理论都是在西方的“时空”中产生的,有它的特殊性。但是,它们为了推广、传播自己的思想理论,总是把它说成是具有普遍性的思想理论,如西方所谓的普世价值、宪政民主、新自由主义等等。马克思主义是在近代欧洲的土壤中产生出来的,有其时空的特殊性。然而,马克思主义又是解放全人类的思想体系,具有穿越时空的普遍性。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具有“中国特色”的特殊性,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然而,这个理论可以为解决人类问题贡献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又具有普遍性。所以,要用中国话语来表达中国理论,尤其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就要处理好特殊性与普遍性之间的关系。

  第二,正确处理好真理性和道义性之间的关系。马克思主义具有真理性,这是不容置疑的。然而,马克思主义又是解放无产阶级、解放全人类的学说,是为人民立言的,是让人民过上幸福生活的,因而又具有道义性。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是基于时代和实践基础而产生的,体现了对当代中国发展的现实逻辑和发展本质的认识,反映了我国发展起来以后使大国成为强国的逻辑要求,也具有真理性;同时,这个思想又是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它把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作为奋斗目标,又具有道义性。所以,用中国话语来表达中国理论,尤其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要讲好其真理性和道义性之间的关系。在纪念马克思诞辰200周年的大会上,习近平对马克思主义的真理性和道义性作出了充分阐述,具有重要启示意义。

  第三,正确处理好人民性和人类性之间的关系。马克思主义既是解放无产阶级的,为劳动人民说话的,具有人民性;同时,马克思主义又注重解放全人类,注重实现每个人自由全面发展,这又是人类性。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强调人民至上,以人民为主体,树立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这是人民性。同时,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也具有人类性,它强调要积极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要为解决人类问题贡献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通过科学研判,习近平强调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发生以后,世界上暴露出三大根本性难题:全球经济增长动能不足;全球发展失衡;全球治理滞后。在北京举办的“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上,习近平又提出发展赤字、和平赤字、治理赤字三大问题。这里,习近平实际上抓住了任何对象、任何事物中普遍存在的三大根本因素,那就是“动力、平衡、治理。”经济社会发展既要具有动力,又要达到平衡,社会治理是关键。这实际上是一种方法论,既是治国理政的方法论,也是工作方法论。从1978年至今,这三种根本因素都发挥着作用。1978年改革开放之初,邓小平领导的改革开放的着力点主要是在动力上,通过解放思想、打破禁锢,让人们活起来、动起来、闯起来。然而,在发展进程中出现了新的问题,即社会中的不和谐因素出现了,所以胡锦涛提出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观,强调全面协调可持续与统筹兼顾,要求积极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和谐平衡稳定问题被提出来了。党的十八大以后,2013年召开的十八届三中全会主题是全面深化改革,总目标就是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之后,政党治理、国家治理、政府治理、社会治理、网络治理、全球治理等都提了出来。所以,习近平提出积极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就是为了解决动能不足、发展失衡、治理滞后问题,为解决人类问题贡献中国智慧、中国方案、中国理论,所以又具有人类性。用中国话语表达中国理论,要把中国理论的人民性和人类性的关系讲好。

  第四,正确处理好开放性和普惠性之间的关系。马克思主义具有开放性,它吸收了当时人类文明发展的一切有益成果,英国古典政治经济学、法国空想社会主义、德国古典哲学等其中的一切文明有益成果,马克思都予以合理吸收;同时,马克思主义又是一种具有普惠性的理论,具有“普惠”的基因,它强调解放全人类,实现每个人自由而全面发展。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也吸收了古今中外一切文明有益成果,具有开放性,如民族复兴论、人民中心论、发展理念论、两大布局论、战略安排论、强军战略论、深化改革论、命运共同体论等,都吸收了人类文明中一些先进、有益的成果。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也具有普惠性。“普惠”这个概念,是习近平在达沃斯论坛讲话和在联合国讲话中提出来的。未来世界发展、人类发展的再生之路,就是要实行“包容普惠”的发展模式。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中的普惠性,主要包括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其表述就是“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世界谋大同”。

  第五,正确处理好规律性和创造性之间的关系。马克思主义是在揭示人类历史发展规律的基础上产生出来的,符合规律性;同时,它又是对近代西方形而上学的一种哲学革命,是对法国空想社会主义的一种革命,是对英国古典政治经济学的一种革命,是对德国古典哲学的一种革命,因而它又具有创新性。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是在进一步认识党的执政规律、社会主义建设规律、人类历史发展规律的基础之上形成发展起来的,符合规律性;同时也具有创新性,它主要是解决我国发展起来以后使大国成为强国即实现强起来的问题形成发展起来的。习近平多次强调,我们要解决大而不强的问题。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实质,就是关于我国发展起来以后使大国成为强国的强国理论。这些问题解决了,原创性就呈现出来了。

  第六,正确处理好政治话语、学术话语和大众话语的关系。马克思主义首先是一种政治理论,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也首先是一种政治理论,它们都是“指导思想”“行动指南”。因而,要用政治话语表达好,要讲政治,具有政治站位。其次,也要用学理来支撑这一政治理论,用学术讲政治,用学理阐述政治,用学术来论证,用学术来支撑,因而还要讲好学术话语,使政治理论具有学理支撑。如果不讲学术话语,只能是“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最后,还要讲好大众话语。党的理论还要飞入寻常百姓家,就必须用老百姓听得懂的语言来讲,用从感性到知性再到理性的逻辑来讲,用先讲故事再讲道理即深入浅出的方式来讲。

四、做好意识形态“内功”的基本途径

  第一,聚焦到中国奇迹、中国道路、中国理论、中国话语上来,这是意识形态工作在内容上的核心。中国奇迹、中国道路、中国理论、中国话语是当今国内外意识形态斗争的焦点,因而阐释好中国奇迹、中国道路、中国理论、中国话语是意识形态建设工作的重点。牢牢掌握意识形态的领导权、话语权,其中一个重要方面就是要阐释好中国奇迹、中国道路、中国理论、中国话语。马克思曾经批评过青年黑格尔派:“青年黑格尔派玄想家们尽管满口讲的都是所谓‘震撼世界’的词句,却是最大的保守派。如果说,他们之中最年轻的人宣称只为反对‘词句’而斗争,那就确切地表达了他们的活动。不过他们忘记了:他们只是用词句来反对这些词句;既然他们仅仅反对这个世界的词句,那么他们就绝对不是反对现实的现存世界。”马克思这番话启示我们:不能仅仅满足于满口讲震撼世界的词句,更要具有真实、彻底的行动,就是要在阐释中国奇迹、中国道路、中国理论、中国话语上,具有真正的切实的有效的行动。

  第二,马克思主义理论工作者要在构建中国理论上具有高度自觉。1843年,马克思说过:“物质力量只能用物质力量来摧毁。”这句话是经典之语。同理,也可以说:理论力量只能用理论力量来摧毁。这句话同样值得认真深思。西方的错误思潮是一种理论力量,但却是一种带有“病毒”的理论力量。要摧毁这种带有病毒的理论力量,就必须积极构建中国理论,发挥好中国理论的力量,用我们自己的理论力量来摧毁西方带有“病毒”的理论力量。如果我们这种“内功”很弱,就很难摧毁西方那种带有“病毒”的理论力量,就会显得苍白无力,所以,必须真正做好“内功”。正如只有提升人体的“免疫力”,才能真正抵御外部“病毒”对人体的侵袭。苏联解体的原因之一,就是因为自身的理论“免疫力”低下而导致的。“内因”很弱,“外因”就发挥作用了。由此,构建中国理论,发挥中国理论的力量,就是要增强中国自己的理论“免疫力”和“抵抗力”,就是要做好意识形态建设的理论“内功”。

  第三,真正培养一批政治坚定、知识渊博、颇有建树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和理论家队伍。马克思恩格斯是百科全书派,哲学、经济学、政治学、历史学、法学、数学等,马克思恩格斯都很精通。马克思主义也是一个博大精深且具有内涵丰富的理论体系。应当努力在具有专业素养的基础上,尽量掌握多种知识,力求使自己真正成为马克思主义理论家、理论工作者。否则,理论素养“浅薄贫乏”,理论知识“一知半解”,理论研究“目光短浅”,外在形式“敲锣打鼓”,是根本做不好马克思主义传人的。因此,马克思主义的专家学者应认认真真读好经典,认认真真研究理论,认认真真研究当代中国发展的现实逻辑与中国问题,真正成为人文社会科学或哲学社会科学领域当中最高精尖的理论人才。不仅如此,当今我国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担当着十分繁重的任务。打铁必须自身硬。要担负起历史使命、时代重托、现实任务和政治责任,就必须使自己真正成为马克思主义理论家。这是做好“内功”的一个重要方面。

  第四,坚持内容为主、形式为辅,不能形式为主、内容为辅,搞轰轰烈烈的形式主义。要扎扎实实研究经典,全面系统掌握马克思主义理论,切实有效地给学生讲清楚讲透彻马克思主义理论,引导学生认真读原著、学理论。

  第五,意识形态工作一定要建立在科学精神的基础之上。共产党人越要为无产阶级利益辩护,就越要研究人类历史发展的一般规律,把为无产阶级解放的理论建立在对历史发展一般规律把握的基础之上。马克思是把科学和价值、科学与意识形态有机结合起来的典范。意识形态工作不是敲锣打鼓,不是喊口号,不是花拳绣腿,而是必须具有严谨的科学精神,要扎扎实实做细做实。

   摘自:《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研究》2019年3月7日